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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巷陌】长长短短中华路 短短长长旧时光

0次浏览     发布时间:2025-07-28 09:28:00    

长长短短中华路 短短长长旧时光

□佟丽霞

出沈阳站东广场,正门口,向东望,是一条车流汹涌的东西向道路,这就是中华路。中华路两旁,一幢幢红砖建筑静立在喧嚣之中。100多年的时光倏忽而逝,沈阳站和附近的欧风红砖建筑——构成一种特别稳定的存在,它们安守于此,静观世态。如果时间是一条不动声色的河流,建筑也恪守着时间的风格,见证过往,又守口如瓶。

这条路1910年开始建设,始称沈阳大街,1946年改名中华路。东西向的中华路也是一个分界线。太原北街与太原南街、南京北街与南京南街等,多条带有“南、北”方位名称街路,都以中华路为界分为南和北。

中华路全长只有1430米,距离很短,它的故事却很长,125年时光,如果从折叠空间里平拉出来,将是一幅中国近现代史画卷。

从火车站出发

日俄战争之后,继中街的奉天公所之后,日本侵略者在沈阳最早的建筑就是奉天驿,即现在的沈阳站。如果站在足够的高度,从沈阳站东广场,向东望,能看到北方战区202医院的招牌,或者从马路湾新华书店的门前,向西望,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沈阳站。所以,中华路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是一条繁忙的路。

从中华路的起点放眼东望,便可见两栋建于1912年的“辰野式”自由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与沈阳站形成了规则的大三角。在中山路与中华路之间的建筑,即中华路北侧,为沈阳饭店;在中华路之间与民主路之间的建筑,即中华路的南侧,为铁道快捷酒店。两栋建筑均为3层钢混结构,红砖砌筑,以白色石带作重点装饰,采用三段式立面,三角形仿山花式样顶部处理。平面呈现凹字形,在转角处设塔楼并使用绿色铁皮穹顶。两者与沈阳站共同围合出站前广场,表现出完美的雍容大气与和谐统一。

奉天驿出站口。

沈阳志城银行,秘密背后的秘密

中华路继续向东,在南京街和中华路交叉口西北角,也就是联营公司对角线的位置,有一座标注“沈阳志城银行旧址”的建筑,其部分区域由中国工商银行南站支行在使用。这座欧风建筑建于1932年,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砖石结构,立面造型为古典三段式,对称构图。由沈阳市文物局立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

沈阳志城银行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时期,志城银行的招牌,一直保留到1966年才撤销。志城银行的创始人巩天民是沈阳1925年入党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和沈阳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奉天支部的成员。自成立之日起,志城银行就是共产党的地下情报站,一直到1948年沈阳和平解放。它是中共在东北时间最长、隐蔽最深且作出重大贡献的情报站。

志城银行情报站成员多达70余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还有当时的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张绍纪、侄儿张绍维,民族资本家张惠霖之子张为先等等。正因为如此,这条情报线隐蔽性更强,情报可靠性更高。

1941年秋,一份特殊的电报从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处发往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电报的内容是要求一周内摸清日军总指挥官山下奉文的行踪。

这项任务很快转到了志城银行内,张为先和巩天民经过研究后,认为要完成如此重要的任务,非张绍维、张绍纪兄弟莫属。张绍纪1938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并参加了“东京留日青年救亡会”,回国后积极为我党收集情报。他多次打着父亲的幌子,把东北青年救亡会会员安插到有利于做情报工作的重要部门。特别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几次拿到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和机密文件。

1941年10月初,张绍维拿着这份电报去找张绍纪。10月中旬,张绍纪以探亲为由,从早稻田大学回到长春。

接到工作任务之后,张绍纪成了一个喜欢粘在父亲身边的乖儿子。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父亲晚上打麻将,我也陪在身边。一天晚上,父亲让我上楼去办公室帮他取钱。我从办公桌里找到了一份有关‘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的文件,藏在了怀里。”但文件里并没有说关东军调动的方向。随后的几天,张绍纪多方打听,最后在伪满总务厅次长谷次亨那里有了新收获。

坦克塔拆除前的沈阳站。 杨树摄

在一次谈话中,谷次亨不经意间透露:几个月前,日本军部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南北进之争”。所谓北进,就是配合德国向北进攻苏联;而南进,就是向东南亚进发。最后,支持南进的海军一派占据了上风。而后,张绍纪又从另一份机要文件内看到,关东军的精锐部队开始南下集结,驻防在东北的日军高层没有变化。鉴于此,张绍纪判断,山下奉文极有可能到了南方。果然,1941年11月26日,山下奉文从东京出发,秘密抵达三亚。

“日军南进”的情报随即被送达志城银行,由张为先将情报转交给上线何松亭,何松亭再将情报送到中共晋察冀社会部。与此同时,苏联从其他渠道也了解到日本的决策是“南进”。一个星期后,斯大林果断将远东地区的苏军调往西线,反击德国的进攻,并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在今说:“1940年以后,张为先他们那个情报网基本可以做到使(敌方)在东北无秘密可言。”2022年9月28日,东北红色金融史料馆在这里正式开馆。

马路湾新华书店,周海婴来买鲁迅著作

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回忆,在马路湾的西北角有一座建筑,它建成于20世纪30年代,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展览馆。沈阳解放后,卢鸣谷等在这里重建东北书店第一门市部,也称马路湾第一门市部。今天,这里是马路湾新华书店。

新中国成立后,“北上”的民主人士进驻辽宁宾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跟随大人们出去,走进了马路湾这家书店,竟然看到了父亲鲁迅的著作,有《呐喊》《彷徨》《两地书》等,也有整套的《鲁迅全集》和鲁迅的翻译作品。书的末页标明出版者为“光华书店”和“东北书店”。看到父亲的著作,品种又这么多,周海婴感到无比亲切和高兴。

这家书店是在沈阳解放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48年11月8日开业的。它也是沈阳的第一家新华书店。

周海婴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母亲,许广平也满心喜悦,让他每种都买一册回来收藏。

几天后,来了几位陌生人探望许广平,非常诚恳地解释并道歉,说:“东北地区需要供应鲁迅先生的书籍,以满足许多读者的渴望。当时我们无法去征求许大姐意见,版权的手续也不方便办理,实在等不及只好先开印了,我们一定补上应付的版税。”

许广平则回道:“我们到了解放区,一切生活都是供给制,已无须用钱,况且是党的正规出版社印的书,哪能收取版税呢?”

母子二人商议过后,决定把“东北书店”送来的稿费支票送到铁路宾馆交际处负责人那里,再一次申明不收稿费的道理。没想到,隔天支票又送了过来。最后,许广平决定把这笔钱捐了。

在和平南大街与南三马路的交会路口,有一栋造型独特、外观老旧的三层建筑,始建于1936年,原名“康德楼”,又称“兴亚会馆”。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鲁艺师生全部集中于沈阳,12月于沈阳兴亚会馆正式复校,定名为“鲁迅文艺学院”。许广平和周海婴决定把钱捐到这座以鲁迅命名的学校。

在离开沈阳之前,即1949年2月21日的下午,母子俩来到“鲁艺”,完成了捐赠仪式。母子俩坐在第三排的中心,和师生们完成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合影。如今,“鲁迅文艺学院”已经演化发展成为今天的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1997年,周海婴应邀参加鲁迅美术学院的鲁迅塑像揭幕式,学校特意放大了这张合影,留给周海婴先生作纪念。

20世纪70年代的沈阳站。

一个老字号的回响

在“志城银行旧址”对角线的位置,就是联营公司。对沈阳本地人来讲,太原街上的联营公司是老联营,中华路上的是新联营。

新中国成立后,太原街的商铺收归国有,人民政府指定成立一家国营百货商店——国营贸易企业联合公司,也就是老联营。它由粮食、百货、花纱布、医药、工业器材、土产、煤建、信托等八个公司联合组成,取名“沈阳市国营贸易企业公司”,后改为“沈阳市联营公司”。沈阳联营公司曾是辽宁省最大的综合性百货商店,并于1952年1月26日正式对外营业。

1980年9月,政府投资1325万元,在和平区中华路三段新建一栋有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局部七层的营业大楼,1982年底正式开业,这就是新联营。1985年,在老联营原址,建成中兴商业大厦。从中兴开始,综合商场的业态开始弥漫整条太原街。一条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商业街开始向一条每个店都大而全的步行街过渡。

新联营离开了原有的商业圈,孤零零地立在中华路上,虽然离太原街并不远,但还是显得落寞了些。对上了岁数的沈阳人来讲,“联营”承载了过去的繁华,也因时光远去留下怀旧的暖意。老字号的价值即是如此,不仅是信誉的保证,更是多少年累积的与每个小家庭的幸福千丝万缕的牵绊。它像一棵大树,根须盛放在沈阳人的老时光里,与沈阳人的记忆成为一体。

封存的童年记忆

小时候,我去得最多的公园就是中华路南边的中山公园。中山公园离我家最近,节假日要去,家里来了客人要去,春游秋游更要去,同学们排成长队,每个小学生书包里的标配是铁力发面包、煮鸡蛋、八王寺汽水或1根粉肠。

日本侵华期间,中山公园叫千代田公园。这座公园,是日本侵略者“新市街”建设的一部分。所谓“新市街”,就是有马路,有轨道车,有商场,有路灯,有水塔,有广场,有公园的现代化城市。中山公园先有的水塔,后有的公园。1915年,日本人在中山公园的东南部建设了“千代田水源”。水塔是这个水源的重要设施,塔高53.55米,容积1200立方米,为钢混结构圆筒式建筑。这座水塔主要为“满铁附属地”内的日本人供水,可供5万人使用。11年后,也就是1926年,日本人才在水塔的北面建了这座公园。

1926年,公园初步建成,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因公园位于“满铁附属地”千代田通(中华路)的南侧,因此叫“千代田公园”。1945年,日本投降后,“千代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1987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在公园东门里的广场正中,修建了孙中山先生全身铜像。

我小时候,中山公园里还有猴。或许,还有别的动物,但我只记得猴,也许是因为我属猴,也许,猴的顽皮,给了童年的我最多的欢乐。有时,它们安静地理着毛,有时相互捉着虱子,有时它们在笼子间悠来荡去,更多的时候,它们傲娇地坐在最高处,若有所思。那时,猴子们是吃白面馒头的。我要一直等到饲养员喂完猴才肯离开。饲养员端着一盆馒头进到笼子里,不用招呼,猴子们就呼啸而至,几乎在一瞬间齐聚到饲养员身上,一盆馒头一眨眼就到了猴子们的手里。它们果断地把馒头掰开,快速把皮扒掉,目不转睛地盯一会儿,才一把将馒头塞进嘴里。就听妈妈在一旁感慨:“这些猴子啊,真是糟蹋粮食啊!”

看过了猴子,我还要去坐大象滑梯。这是一对大象,两只大象相对而立。我们从大象的屁股爬上来,再从大象的鼻子里滑出去。哪都好,就是大象的鼻子是水磨石的,冬天的时候拔屁股。不知道它们现在还在不在,它们安静的样子一直在我心里。

沉池是沈阳中山公园中的经典景观。在1965年,沉池中央的雕塑改为了儿童造型,原来那个昭示着日本侵略野心的船舰造型被拆掉了。4个胖嘟嘟的小朋友背靠背挤在一处,一股喷泉,从他们中间喷出来,他们仰起头、伸展着胳膊去接那水。不远处,一条红色的鲤鱼雕塑即将跃出水面,好像要和孩子们一起嬉戏。一切都是欢乐的,多少沈阳孩子的老照片,都以此为背景。

但我更喜欢的是旋转木马。瘦小的我,被挤在小孩子的海里,永远无法抢到那些可以上下起伏的木马。只能在抢剩下的一动不动的木头轿车、大头娃娃里选一个。我永远期待,永远充满希望地冲进去,在一片兵荒马乱里,从未抢到一回木马。这让旋转木马成了我童年隐秘的悲伤。

那时的公园,是神秘的。红砖砌就的围墙,把公园和外面的一切隔绝开来。2000年,公园实施“开墙透绿”,不再收取门票。当时我和别人一样都在担心,没有了围墙,没有了门票,公园会变得一塌糊涂。后来,沈阳几大公园都免费对公众开放了。墙扒掉了,绿透了出来,绿和绿相接,从而更加浩大,绿和美涵养着人们的日常,安慰着城市里匆匆行走的人们,唤醒了人们内心的柔软。


来源:沈阳日报

编辑:王沛霆

责任编辑: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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